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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历史故事

唐朝后期朝廷大臣之间的派系斗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唐太宗时期,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武则天时期的高压政策,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昌宗 一派。姚崇、宋璟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

天宝年间,唐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执政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权力衰落,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

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被进一步破坏。”民主”的缺失,为牛李党争提供了政治前提。

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培养了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渗透到政治斗争中,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个人争权夺势的发展。

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

736年,牛仙客以兼领朔方节度使和河东总管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战乱平定后,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因此必然施加其对中央的控制。

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滉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唐顺宗时王叔文、王伾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唐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因此,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但此事却引致朝野哗然,大臣们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

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以牛党执政,并失去争斗的对手,而宣告结束。牛李党争对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响,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

牛李党争不但影响到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变,而且参与塑造了中晚唐诗风,同时在牛李党争中产生的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见不同﹐也包括对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态度之异。史学界大体上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则是没落的门阀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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