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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历史故事

义和团之乱后,慈禧如何逃脱列强的惩罚?

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

上谕中说:

 

  “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

 

意思是:除了三纲五常这一根本制度不能动,其他具体政策都可以改革。

这是自洋务自强运动以来,满清最高当局第一次明确“赐予”子民以大尺度的改革空间。这份上谕,也因此被视作“清末新政”的起点。

其实,这个“起点”,只是权术,并无任何诚意。

如何处置中国?

如何处置中国?

这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之后,最费思量的一个问题。

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建议列强“以华制华”,与曾持“东南互保”立场的南方督抚合作,废黜慈禧太后,扶植光绪帝上台,并解散清廷军队,由西人入主军机处。庚子年九月二十八日,丁氏在上海演讲说:

 

  “为今之计,当先请皇帝复辟,另举西使中之贤者一人,入军机处,赞襄新政,则中国可安,而后患可免矣。次当限制中国乏军备,散其营伍,毁其制造各厂。南中督抚以保商保土为念,订约保护,自是正办。余深望西国政府联络南省,整顿北省,须俟太后归政,罪魁重惩,方与退兵议和,万不可先退兵也。”

 

丁氏的这种意见,在当时极具代表性。

义和团事件之后,西方世界认为,清廷内部存在着两个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势力集团。慈禧被视为“排外运动”的罪魁祸首、义和团的同党及满族保守势力的总代表。光绪则被视为改革者、新文明新秩序的拥抱者。

如丁韪良所言:

 

  “我们必须区分汉人和满族统治者。前者被人引入歧途,而后者背信弃义,不可饶恕。在满人中间,又得区分进步的光绪帝和排外的慈禧太后。由于是外族君临中国的王朝,满族对外国的各种影响一概生妒忌之心,他们都是排外的,唯一的例外是光绪帝,他接受的是汉人改革家的影响。在当今王朝的王室成员中,只有光绪表现出能广泛地认识和超越民族偏见,热切希望他的政府适应西方文明。他因热烈支持进步而被剥夺权力,因此他特别值得我们的同情。”

 

对光绪的上台,丁氏充满了期望:

 

  “从没有象在年轻的皇帝统治的短暂时期那样,排外情绪一蹶不振。”

 

庚子年九月十五日,丁韪良在英文版《京津泰晤土报》上正式公开了自己关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具体意见:

 

  (1)为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由各大国共同议定,放逐慈禧,恢复光绪的合法权力。

(2)取消慈禧太后戊戌年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

(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获得各国批准后执行。

(4)各国划分范围,指派代表,监督其范围内各省督抚的行动。

 

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也于庚子年七月十四日,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处置中国”的意见书,并印发给各国政府机构,以供参考。

李提摩太认为,当下的中国,已无“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慈禧政权“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两年来致力于驱逐外国人出境”,列强必须出面组织一个能够“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

关于这个联合内阁的具体形态,李提摩太有很具体的规划:

 

  (1)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2)每个能派遣一万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二人为阁员。

(3)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十二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

(4)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①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②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③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国或几国的利益。

(5)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

(6)应组织一个最高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7)在过渡时期责成各省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

 

如何处置慈禧?

丁韪良与李提摩太的意见,与列强的意见有颇多相近之处。

关于议和,列强提出了两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惩凶”,即惩办把持中央政权的“顽固势力”。二是“两宫回銮”,即要求慈禧太后回京,回到联军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内。

这两个前提条件,均与列强有意另组“新政府”的意图有直接关系。用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的话来说,就是:

 

  “中国国须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国方能议和。”

 

不过,列强所谓的“新政府”,具体而言乃是指军机处一类的执政机构,而非整个清廷。联军统帅瓦德西看得很清楚: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

 

一方面无意推翻清廷,另一方面又想强迫中国政府改组。如何处置慈禧太后,就成了问题的核心。

义和团之乱后,西方媒体对慈禧的观感降到了冰点。

比如,英商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报》发表社论说:

 

  “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重新置于皇位之上。与此同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慈禧太后”。

 

德国《德文新报》说:

 

  “如有可能;光绪帝应予恢复。如不可能,应物色一名不同慈禧集团相联系的新皇帝。端王之子大阿哥的继承权应予废去,慈禧应令其退隐。”

 

美国《纽约时报》说:

 

  “列强如能使用因其军队驻华而获得的影响,坚持恢复光绪帝的权力而不采纳解决问题的其他更好的办法,这就是件大好事。”

 

在华西方传教士,在惩治慈禧这个问题上,态度尤其坚决。

庚子年九月,代表20个传教团体的大约400名英美传教士集会上海,致电西方国家政府,要求“恢复光绪的合法权力”,“迅速和适当地惩处起自慈禧太后的所有煽动暴乱的官员”。

很自然地,如何处置慈禧太后,成了列强“如何处置中国”的主要内容。

不过,与舆论的一致声讨不同,列强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比如,德国曾坚持将“惩办真正的祸首”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且明言所谓祸首“必须是些大家伙”。英国则认为“惩办皇太后是绝对不可能的”,理由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虑,这“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对于欧洲也是不利的”。

图:字林西报

用假改革糊弄列强

列强希望重组一个亲西方的中国政府。慈禧太后则日夜担忧自己的政治权力被列强剥夺。如何达成二者的共容?

如何逃脱洋人的惩罚?老太后想出来两大办法:1、发布改革上谕。2、迫害义和团(当然,还包括“慷慨”赔款)

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度因为改革上谕感到欢欣鼓舞。庚子年,他坐镇江楚,与刘坤一、李鸿章等人联合发起“东南互保”,为清廷保存了一丝元气,自然,也很期望慈禧能放弃排外立场,重回改革的轨道。

所以,他接到新政上谕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写信给在京的关系网,希望弄清楚谕旨的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各个信息渠道的反馈,均表明这一谕旨出自“圣意”,并得到了荣禄和鹿传霖的“赞成”。张氏遂认定:这一次,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

但很快,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将张之洞惊出了一身冷汗。王氏在电报中说:

 

  “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

 

意思是:据跟随在慈禧身边的“军机章京”的密报,要求我等上奏谈变法问题时,不要偏重西学。太后与皇上的意思,可以想见。如果我等采用“古法立论”,将改革措施,说成“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或许不至于招怒太后。

张之洞只好喟然长叹:“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朝廷宣布变法,却又不让重点提西法,那这“变法”究竟是想要变什么呢?这“变法”还有什么必要呢?

为探明慈禧的真实意图,张之洞特地致电鹿传霖,询问王之春来电“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电报里,张氏满怀忧虑:

 

  “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

 

张氏希望鹿传霖能够帮助自己,自荣禄处探询到改革的底线,亦即哪些改革可以提,哪些改革是碰不得的雷区:

 

  “究竟此事意若何?略园(荣禄)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复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

 

鹿传霖的回电,否定有不让提西学的旨意,极力鼓励张之洞放下思想包袱,拿出自己的变法提案。同时,却又极委婉地暗示张,最好不要提什么西学:

 

  “ 不必拘定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

 

张之洞当然明白鹿的回信是什么意思。他复电鹿传霖,沉痛感慨,中国如此“变法”,距离亡国之日已经不远:

 

  “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

 

按照张之洞对时局的理解,此时的清廷,要想重振,必须大变西法:

 

  “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

 

但王之春和鹿传霖带来的消息,让他不得不变得谨小慎微。一方面,张氏致电王之春,让他不要急着上奏回复、响应朝廷的变法上谕;另一方面,他开始联络东南各省,就变法问题“互通声气”,希望拿出一个变法方案联名上奏,给慈禧施加压力。

于是,才有了1901年十余省督抚参与讨论、由张之洞、刘坤一主笔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具体内容此处略去不谈,倒是有几个细节很值得注意:

一是朝廷发布变法谕旨之后,要求各省督抚回奏,并限期两个月,然而在这两个月里,竟没有一位督抚向朝廷回奏过自己的变法意见。

二是复奏期限已过之后,朝廷又屡次催促张之洞回奏,张却并不急于下笔,而是继续选择观察朝野的政治风向。

三是两广总督陶模一方面认为朝廷“未必真欲变革”,一方面又回奏朝廷希望开设议院,结果其建议被朝廷冷藏,并未下发给督抚们讨论。

四是此一时期的张之洞思想激进,不仅是呼吁“大变西法”,而且主张“仿行”西方议院和“公举”各级官员,但这些主张并没有写入奏稿,原因是:在与各省督抚商议联衔会奏的过程中,张之洞提出了设立议院的主张,但被刘坤一否决了,刘氏认为朝廷的“变法”尺度,不可能容忍设立议院。

朝廷规定的回奏期已过去近半年之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才送抵慈禧太后之手。这种延迟,背后潜藏着地方督抚对朝廷“改革”诚意的严重怀疑。众人皆明了,慈禧太后发布的改革上谕,是做给洋人看的;太后的内心深处,是严重排斥西法的。

袁世凯曾有一封催促张之洞、刘坤一早日回奏的电报,其中对举行“新政”与慈禧“回銮”的利害关系,说得相当透彻:

 

  “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有大可虑者二:各国以现之政府守旧顽固,倘回銮后,各国要挟以更换执政,拒之不足,国体安在?可虑一。各国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各国缕列多款,要挟照行,执政不敌,允则干预,可虑二。”

 

意思是:第一,列强认为现政府顽固守旧,如果太后立刻回京,结果被列强逼着交出权力,那就体面无存了。所以要在回京之前,先“主动”发布变法上谕。第二,列强都在盼着我们变法,太后也颁布了变法上谕,但督抚们若上奏主张效仿西法,列强再搜集整理这些主张来压迫太后,要求执行,朝政被干预,体面也同样无存。

用真迫害对待拳民

同为获取洋人谅解,与变法上谕只是做表面文章不同,慈禧对义和团的迫害,在1901年深入到了北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曾于义和团运动前后在太谷县南席村私塾任教,撰有《退想斋日记》。这部日记,真实记录下了辛丑年清廷对拳民们的迫害。

这种迫害,形式可谓多种多样。试举两例说明:

(1)山西春荒,地方政府只赈济教民,不赈济不入教的平民。

据刘大鹏了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洋人对山西义和团运动的谅解:

 

  “当此之时,教民横行,武断乡曲,欺虐良民,州县各官不敢一撄其锋,惟是一意抚循以求无事,而教民由是益肆无忌惮矣,而百姓由是恨教民愈深矣。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藉於野,未闻官开仓赈济,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溥降甘霖乎。” (1901年4月16日)

 

(2)地方官将办理教案当作第一要务,以教民之意为圣旨,不敢再问是非,随意锁拿“拳民”。

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有徐沟及太谷差役来南席村,锁拿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其指名之人且系在京为商者,现不在家,并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嗟夫!教民现恃洋夷之强,控告邻里及诸拳民,缧泄满狱,官不能保民,惟听教民之言以肆毒。成何世界乎?殊令人心意俱酸。”(1901年5月21日)

 

再如:

 

  “太原一郡之州县官无他政之办,唯是办理教案,听教民之指挥而已。当此之时,差役四出,恫吓乡民,乡民恐惧;贿役求免,而役遂生无厌之求,闾巷何以能安乎?新抚到晋之初,即发帑金十万赈济教民(每人月五两)。其未奉教之民,饥饿垂毙,置之不问,此固离散民之一端也。”(1901年5月22日)

 

刘大鹏在日记中总结,政府如此做法,一方面会招致民众铤而走险暴动,“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城镇村庄处处皆有,今日听洋夷教民之言,差役锁拿以治其罪,是迫之使变也”。另一方面,等于是驱赶民众加入洋教,可谓玩忽职守“丧失天良”

 

  “中国编氓信从洋教,屡入而不能已,罪虽在民,而推其究竟,殆州县官力洋人殴焉尔。……今之州牧县令,百姓啼饥而不问,百姓号寒而不知,百姓愁赋重而赋上加赋;百姓苦政烦而政外有政;百姓生齿繁,而坐视其贫困;百姓昧礼义而一听其昏迷。好百姓之所恶,恶百姓之所好。上不体朝廷视民如伤之意,下不念黎庶颠连困苦之情。洋人诱之,州县官殴之。……州牧县令唯是袒庇教民,唬吓百姓,以求事之了结而已。教民虽曲,而刑罚不加,百姓虽直,而箠楚不免。州牧县令如此待民,而蚩蚩者氓有不忿然兴起接踵入教者乎?故曰: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洋教驱民者,州牧县令也。驱民入教而不自省,反谓朝廷放纵洋夷、煽惑中国百姓,莫能禁止百姓入教,是诚丧失天良有愧官箴者也。”

 

普通平民不堪地方政府的黑暗,为求保护而入教,在晚清相当普遍。譬如,1889年山东单县李集人被卷入讼事,他们“听此消息后非常害怕,就从刘庄请来一个范神父,大家都请求在教,求教会保护”。

但最具讽刺意味的,莫过于许多义和团拳民,他们作为庚子年的反洋教先锋,最后也不得不加入洋教,以求保全身家性命。

比如,据《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京郊下营村的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所谓“官府追究”,指的正是1901年慈禧为取媚洋人,而调转刀锋迫害拳民。

再如,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拳民变教民的现象更为普遍。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缘由则是为了“不受辱,不受气”——所谓“辱”与“气”,也是指来自地方官府的迫害。

有资料统计,从1901年到1910年,仅十年功夫,中国的天主教徒从原来的70万人激增至130万人;从1901年到1904年,只不过花了3年工夫,中国的基督教教徒数从8万人增加到13万人。可以想见,这种激增,与逃避朝廷的迫害,有直接关系。

1905年,周作人北游京城,整整五年过去了,“拳匪”二字带来的恐惧,仍笼罩着这座城市。周氏写道: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辩说:‘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实是并没有问他当不当过拳匪,只是问他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罢了。可是他们恰如惊弓之鸟,害怕提起这件事来……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截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这句话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

 

从义和团拳民的口中,说出了“我们的菩萨不灵”这样的话,确实是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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