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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历史故事

汤飞凡——当大家高呼着英雄的名字的时候,真正的英雄早已倒下

在疫苗卷起的舆论浪潮中,一位瘦弱的微生物学家又被大众翻出加以缅怀。他就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专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汤飞凡。这位在湖南醴陵长大,长沙湘雅医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为中国研制出了自己的狂犬疫苗、卡介苗,破解了世界性难题,发现了有“拿破仑盲军之谜”的沙眼病衣原体,被称为“世界衣原体之父”“中国疫苗之父”。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称赞他是20世纪人类的朋友,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并断言“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然而遗憾的是他终究被遗忘了。撰文/本报记者钱烨

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二十三日,汤飞凡出生于醴陵西乡汤家坪,排行第三。汤家虽已家道中落但家族人口兴旺,汤飞凡有四兄弟和四姐妹,弟弟汤秋凡毕业于武汉文华大学,曾在湖南好几个县任县长。汤飞凡父亲汤麓泉曾任醴陵县财产保管处长,依靠父亲微薄的薪酬,家族兄妹也都陆续接受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汤麓泉认为旧式教育已失去入仕的出路,遂送学业颇佳的汤飞凡到省城长沙念新学。

十二岁那年,汤飞凡在渌水河畔,与家人挥手作别,随同叔父汤汉滨来到长沙,进了城南湖南中路师范附属学校(旧制,相当现在的中学),开始了新学之路。1912年,还没来得及仔细审察自己的爱好,汤飞凡便从中路师范附属学校肄业,跟随二哥考进了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工科学习。在这里,他开始阅读医学书籍,并结识了不少爱好医学的朋友。

一次偶然,让汤飞凡决心学医。美国医学家胡美在其回忆录《道一风同》中有简略记载:一次,汤飞凡参观萍乡煤矿,遇见颜福庆(湘雅医学院创建人之一)和一位同伴,他们是来为矿工检查身体的。带来的那个闪亮的盒子引起了汤飞凡的好奇,颜福庆告诉他里面装的是显微镜,用来检查钩虫的。汤飞凡提出给他们帮忙,于是颜福庆教他怎样使用显微镜,怎样在标本上找钩虫卵。当汤飞凡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在切片上找到了钩虫卵时,非常高兴,并决定做一名医生。颜福庆告诉他,可以报考即将成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1913年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张榜招收医学预科生。汤飞凡弃工学医,报考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该校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教学活动全用英语。汤飞凡报考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看不懂英文试卷,更不用说用英文答卷了。他鼓足勇气向校方提出,请求准许他用中文答卷。学校见他学医心切,破例批准了。考试结果,汤飞凡成绩优秀,被录取为预科生,成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首届学生。夫人何琏在后来回忆道,汤飞凡为了尽快提高英文水平,每天苦背英文词典,以致成了近视眼,暑假回家里错将哥哥认成了父亲,闹出笑话。

根据中南大学档案馆的资料记载,湘雅医学院筹建之初经费颇为困难,虽为中美合办,但碍于时局动乱,常有欠薪、周转困难的局面,但在学生教育上却一直要求严格而谨慎。湘雅医学院于1914年冬招收第一批预科班,1921年夏毕业(汤飞凡在列)。成绩不及格而留级或退学的比例相当大,主要原因是英语授课,七年仅毕业学生四十九人。此处可见汤在英语、医学上的用功。

研究细菌时,也爱打网球拉小提琴

大学期间,汤飞凡对显微镜下的微小生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下课后,汤总是喜欢向研究微生物的老师请教,提出自己的问题。湘雅毕业后,他没有急于找职业谋生,而报名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继续深造。他在田百禄(美籍德国人)教授指导下,专门研究细菌。田百禄对培育青年很热心,但是他的那套四年培养计划,却不易为人们所接受。

开始,汤飞凡被分配在培养基室,同其他青年医生一道做细菌学的常规工作:洗洗瓶瓶罐罐,制造培养基,了解细菌喜欢吃什么。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与刻苦钻研的精神,得到田百禄教授的赏识,很快被提升为助教。在协和医学院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

1925年,汤飞凡与长沙何琏结为夫妻,何琏是当时湘军团长何键的二小姐。何琏回忆:“父亲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与汤飞凡的父亲汤麓泉结为知交。汤飞凡每次从长沙回家总要到何家大屋向父亲请教,科学课第一课就是父亲给他补上的。”何键见汤飞凡很聪明,就将二女儿许配给他,汤飞凡比何琏大九岁。他们婚后仅两个月,汤飞凡就飞到美国哈佛大学接受微生物学的专业学习。

在哈佛医学院,汤飞凡师从细菌学大师秦瑟。这位老师以读书多、学识渊博著称。他启发学生广泛阅读本学科和与本学科有关的科学论文,定期召开读书会,要求人人发表见解,展开讨论,然后进行重点指导。三年中,汤飞凡昼夜苦读、博览群书,丰富了细菌学知识,成为学友中的佼佼者。每回读书会上,他的旁征博引和独到见解,使老师同学都感到惊讶。一次读书会后,秦教授当着大家的面,很幽默地对汤飞凡说:“当今世界上搞好读书会工作的人,除了我以外,就是你了。”

1929年,学业优异的汤飞凡谢绝了导师的挽留而选择回国。一方面收到原湘雅医学院老校长颜福庆的聘任书,前往上海医科大学担任职务,为新筹建的医学院作贡献。二者,阔别三年,汤飞凡十分想念妻子,后来汤飞凡夫妇两人一直生活在上海租界区。1932年,汤飞凡除了在上海医学院执教外,又受聘到英国人办的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任细菌系主任。四年后获得机会到英国做短暂的细菌研究,汤带着妻子同去,住在离实验室五里远的地方,每日工作到深夜然后步行回家。妻子何琏回忆称,在英国期间,“除了研究细菌学,汤还爱打网球,也拉小提琴”。

中国首株青霉素是汤飞凡从皮鞋上分离出来的

淞沪会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碍于时局艰辛,汤飞凡携妻儿返回长沙避难。于学术研究已无望,转而希望为国家抗战出份力气。汤飞凡把目光放在事关民生疾苦的防疫事业上。

此时,原设立于北平的中央防疫处搬迁到长沙重组,汤飞凡加入了进来。迫于日军进逼,1938年10月防疫处再次搬迁到昆明,汤飞凡及妻子亦在后撤队伍中。

当时昆明的条件极端艰难,细菌的培育研究工作几乎要从头做起,为此他四处奔忙,终于在西山脚下的滇池湖畔上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刚开始没有自来水,汤飞凡设法使一台需要天天检修的锅炉继续工作,解决了器皿的消毒以及蒸馏水的供应。他还建立了马厩等动物实验室,不久拥有了一个细菌培养、分装、检定系统;创办了自己的玻璃工厂,制造各种实验所需的中性玻璃器皿。胃酶用完了,就从猪胃中提取。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在简陋的条件下,终于制出了大批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与血清,不但满足了大西南防疫需要,还为在滇缅作战的盟军提供牛痘苗,预防天花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将士因伤口发炎而死去,为前方提供青霉素成为防疫处最迫切的任务。然而,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当时国际上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中央防疫处简陋的条件,生产青霉素,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在汤飞凡心中,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都要尽全力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着。终于有一天,同事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汤飞凡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是国内首次分离出青霉素。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开始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一只普通的旧皮鞋,穿在普通人的脚上,却因为汤飞凡,成就了不普通的事业。

中国产的天花疫苗是滇缅作战盟军的救星

1942年,在滇缅战场作战的盟军发现天花病例,近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盟军得知后,派专人考察,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实验室的技术水平,都给予了很高评价。防疫处的检定室还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都改由中央防疫处供应。

由于汤飞凡对疫苗的严格把关,昆明生产的牛痘疫苗在盟军中获得信任。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又发生了“不明热”,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只好求助于位于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虫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汤飞凡凭借自己所学,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斑疹伤寒疫苗、牛痘疫苗,挽救了无数遭受病毒感染的战士和平民,汤飞凡也成了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词,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父”。

1945年1月,中央防疫处更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8月,抗日战争胜利,卫生署决定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时至今天,全国各地一些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免疫学的研究骨干中,不少人当年都在昆明或北平的卫生防疫处工作或学习过。汤飞凡不仅是我国微生物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个勤勤恳恳、不怕艰难困苦的创业者。他不仅研发制造第一批中国的狂犬疫苗、牛痘苗、青霉素,更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百折不挠地研究沙眼病的病原体,并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论证了沙眼衣原体才是困扰了人类数千年致盲症的罪魁祸首。

抗战胜利了,防疫处要再一次搬迁。卫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汤飞凡不喜好官场气息,而且昆明这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上海的繁华和纷乱让他却步,而北平的文化气氛和悠然的生活节奏使他下决心搬回北平防疫处原址。而且他知道,经过日本人的经营,天坛旧址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有极其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相当大的实验动物室,完全可以用于大规模的科研和生产。

此时的汤飞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创建全国性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因此除昆明设分处外,在上海也设立了分处。可是等汤飞凡赶到北平天坛,大吃一惊。

在中国接收人员到达以前,日方在一周内破坏了全部设备,将器材用坦克压碎,菌种血清销毁,动物杀死后深埋地下,留给汤飞凡的是破烂不堪的、空荡荡四面漏风的几栋建筑物。抗战结束了,可汤飞凡心中的中日交锋还没有结束,怒火中烧的汤飞凡决定在这里建设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产基地。

几年后,日本人所作所为的真正原因开始大白于天下。1949年初,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来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库,在满地的垃圾之中,发现了六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经过培养实验后,发现前5个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这些由於日本人的疏忽而没有来得及毁灭的证据,证明日军在此进行长达七年的细菌战的研究,汤飞凡这时才知道他的对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原来就在中央防疫处旧址。日本人在这里研究策划细菌战的时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央防疫处这个令他们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汤飞凡这个令他们恨之入骨的中国人。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到北京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根据这些最新线索,花了两年时间收集采访,使日寇细菌战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虏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外,他们还发现1943年北平的大规模霍乱流行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他们用全北平人作他们的细菌实验对象,夺去了两千条人命。

汤飞凡决定重建天坛总所,可是依然没有经费。吉人天相,汤飞凡这次有了别的办法,他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谢拉曼此时担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当时市场粮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用,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这几批面粉后来却给汤飞凡带来了大麻烦。

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8年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汤飞凡认为,除青霉素外,将来还要开发生产其他抗生素,所以命名为抗生素室。这个室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当时中国没有实验动物业,汤飞凡在北京西郊建立实验动物饲养场,能够饲养繁殖实验动物,并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实验动物人才。在新址修建过程中,防疫处于1946年春已经开始恢复生物制剂的生产。

一天,马海德带来一位客人,是军事调解处军事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苏井观,请求汤飞凡紧急支援十万支牛痘苗,以扑灭张家口一带暴发流行的天花。汤飞凡领人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订货,为扑灭天花流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超越党派的科学态度给共产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汤飞凡虽是国民党高官贵婿,政府官员,可是他从骨子里是个学者,对政治毫无兴趣。抱负远大的中共开始注意汤飞凡这位知名学者。

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防疫处除了旧有产品外,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使该计划成为泡影。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北平党政机关或撤走或瘫痪,卫生署电令汤飞凡于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

一封电报后再无其他指示,汤飞凡屡次催问,皆石沉大海。他只能亲赴南京,于11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京后一无所成,心灰意冷的汤飞凡来到上海租界,决定接受哈佛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

时间已经是1949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横渡长江,汤家的大件行李已经运往香港,几个小时后全家飞往纽约。夜不能寐的汤飞凡最后一次巡视各个房间,走到书房时,汤飞凡突然改变了注意。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他不甘心。

这一次是汤飞凡自己选择了人生最后的道路。

汤飞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在等他。北平解放后,已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长的苏井观来到防疫处,命令保护汤飞凡住宅,一切保持原状。上海解放后,北平立即要求上海军管会打听汤飞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军委卫生部正式去函,欢迎汤飞凡回来主持防疫处工作。7月平沪线修复通车,上海军管会安排汤飞凡乘第一班火车回到北平。

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从上到下真心实意充满信心地建设新中国。这种前所未有的热潮也感染了汤飞凡。1950年防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传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产量比1949年增加7倍,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13倍。

建国后,根据汤飞凡等专家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生物制品检定所承担了牛痘苗的生产任务,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

1954年,汤飞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冲动,他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毕生之役。

依照汤飞凡的计划,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诊断、预防、治疗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与其他相似病毒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踏踏实实地集中于沙眼的研究,他的论断一个接一个地被外国科学家所证实,包括因为研究同源性而诞生了衣原体这一微生物种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汤飞凡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他以他敏锐的思路、完善的计划,带领中国生物制品业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国生物制品的擎天一柱。

中国的现状使科研计划不能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而对於立志救死扶伤的汤飞凡来说,这一点正是他心甘情愿的,放弃个人的名利,为疾苦大众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选择。在分离出沙眼病毒后,根据上级指示的放弃学术问题、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汤飞凡的研究重点转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预防问题上。

当时中国麻疹广泛流行,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际,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俗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常有暴发流行。汤飞凡很快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制备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开始在北京的幼儿园内试用。

如果命运在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中国肯定会提前消灭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其他一些传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运动,正在忘我地分离沙眼病毒的汤飞凡并没有受到冲击。一方面中共中央有一份保护名单,其中包括汤飞凡、张孝骞等中国医学界的泰山北斗。另一方面,汤飞凡对政治素无兴趣,只是一门心思搞科学。1958年夏天,反右结束,他的学生中也有人被划为右派,使他十分恼火,埋怨学生不该乱说乱道,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运动的毛泽东,心里有着另一个计划。在他眼里,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水与火的考验,在群众运动中脱胎换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1958年9月,拔白旗开始了。在医学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运动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卫生部机关党委统一部署,各单位拔白旗。生物制品所要拔掉时任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汤飞凡这面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所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来到汤飞凡的办公室,表情严肃,一看就不是来请客吃饭的。组织上要汤飞凡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听取群众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汤飞凡的自我检查,大家认为水平太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个检查已经是汤飞凡的违心之举了。

研究所于28、29日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和听取群众批判。为了帮助汤飞凡,组织上私下进行了动员,安排了发言。

中国人的扒粪文化,中国人的嫉妒,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的小人得志狗仗人势又一次得到了宣泄。

大会气氛从缓和到紧张,发言从和风细雨到狂风暴雨。第一天汤飞凡是坐着回答问题,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权利,如同挨批斗一样,一会儿“站起来低头!” ,一会儿“坐下好好记!”

汤飞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他骑在人民头上,他的反动派岳父,他冒充大科学家,他向洋人讨面粉丢了中国人的骨气,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更为无中生有、让汤飞凡受到极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诬蔑汤飞凡与实验室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散会时,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

明天继续开会,而汤飞凡已万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汤飞凡自尽。

中南海里有人知道打碎了什么。

周恩来闻讯后勃然大怒,处理了有关人员,亡羊补牢终止了刚刚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以至该运动今天鲜为人知。

名将可以靠百战,名臣可以靠历练。然而无双的国士要靠上天的赐予,是百年不遇的国之瑰宝。

对此,就象那些年代里许多许多类似的情况一样,后人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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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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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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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汤飞凡,永远不要忘。

    千眼网3个月前 (08-01)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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