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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到底有多少国军将领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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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的陪同下检阅伪军

汪精卫在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的陪同下检阅伪军

国军将领投敌缘起汪精卫的曲线救国

关于大批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曲线救国”的旗号下投敌的称法, 是张荫梧在1939 年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正式提出的一个名词, 但当时并不为他人所知。直到1939年6月, 八路军在歼灭河北民军的战役中缴获了张荫梧的日记本, 才知道有“曲线救国”这回事。

1940年8月, 彭德怀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演说中公开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 这一汉奸理论才大白于天下。

关于投敌的国军将领和部队,有的书认为:“1941 年后, 国民党的官员及军队大批投敌。据统计, 到1943年8 月以前, 叛国投敌的国民党官员中, 有中央委员20人, 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五58人。”

较为权威的一种说法是根据叶剑英在1944 年6 月22 日发表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1942 年开始, 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 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这个数字被广泛引用。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既然从1942年4月孙良诚投敌,到1944 年6 月叶剑英发文为止, 投敌将领已经有67名之多, 那么从1939年6月八路军缴获张荫梧日记本起,到抗战胜利时止, 其间投敌的高级将领数量就一定更为可观。

根据史料进行统计排摸, 发现至少有99 名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1939 年至1945 年间投降敌伪。

有46名西北军将领投敌,几乎占到国军投敌将领总数的二分之一

国军在抗战期间的投敌问题,一向为人所关注。有的网帖讽刺国军,“抗战时国军投敌人数竟然超过杀敌人数”,是为一大“奇迹”。甚至还有网友称,“抗战国民党投敌将军数百个,共产党一个没有”。那么究竟有多少国军投敌,又各自归属于谁呢?

对于国军投敌问题,叶剑英说,从1942年孙良诚投敌开始,至1944年6月,“在抗战阵营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①后来,学者王侃、杨树标进一步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99名国军高级将领投敌。

在投敌将领中,军衔最高者为上将孙良诚,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所属的西北军也是投敌将领最多的一支军队,除孙自带的8名将领外,第128师师长王劲哉,与属下将领9 人;孙殿英、庞炳勋与属下将领11人;吴化文与部下数人,都先后率部投敌。西北军投敌将领共46人,几乎占到国军投敌将领总数的二分之一。②

东北军的投敌将领人数仅次于西北军。东北军的鲍文樾(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将)等三人,在西安事变后寓居上海,因不甘寂寞而投敌。鲁苏战区的第89军副军长潘干丞等,则是率部投敌。东北军投敌将领计有11人。③

其他投敌的国军将领多来自地方武装、军统、晋绥军、粤系或中央军。在投敌中央军将领里,除了曾任武汉警备司令的叶蓬,在香港只身投汪;第一战区旅长贺凯宪在河南率部投降外,只有衡阳战役后,周庆祥等5人随方先觉被迫降日(后来大都反正归来)。他们仅占投敌将领总数的8%。④

在这99人以外,还有数十名东北抗日联军、八路军的师长、团长投敌。如抗联第1军军需部长胡国臣和政治部主任安光勋相继于1937年和1938年投降日军,为消灭杨靖宇部出谋划策。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先在1943年投降蒋鼎文,又在1944年降日。

抗战中,国军投敌总数约50万,其中大都是杂牌军,中央军很少

那些投敌的国军将领,有的是失意后,一个人做了汉奸;有的则是率所部投敌。很多投敌事件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当时日军加大了对敌后国军的压力。作为游击区的冀察战区、鲁苏战区崩溃,致使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两部4万人;冀察战区孙良诚所部3万人、孙殿英率所部1万人,全部做了伪军。⑤

相继投敌的将领,究竟共带走多少国军,无法确知数量。叶剑英在1944年时说,“伪正规军的数量约有三十八万多人,伪地方军约有四十万人,全国共计伪军约有七十八万人,其中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国军投敌的。”⑥或许是以此为依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说,有“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⑦

从以上资料可知,在各种原因下投敌的军事将领主要为“杂牌军”,中央军的大规模投降只有衡阳一次。1939年11月,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曾判断:“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⑧冈村的这一判断,是否合理,自可见仁见智。

古代历史上的匈奴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

蛮子说历史阅读(15481)

匈奴在早期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第一个真正被历史记载下来的草原霸主,并同中原的汉帝国发生了长时间的各种冲突。但关于匈奴的真实风貌问题,其实留下的叙述并不详尽。那么,匈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民族?

匈奴鼎盛时期的地域广阔 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民族的情况

匈奴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或者说匈奴根本上就不是单一化的群体。如果一定要以近现代的民族概念去理解古代的匈奴,得出的任何结论就是刻舟求剑。

可以说,大部分人头脑中的匈奴概念几乎就等于近现代的蒙古人。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个人的名字、贵族的封号有所不同。连基本的生活方式都会一模一样。至于民族问题,则可以直接解释为蒙古人的祖先。

匈奴被今天很多人视为汉朝版的蒙古人

然而,历史上的匈奴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在匈奴作为草原霸权崛起后,他们也就根本不可能再是单一的群体了。事实上,他们内部的来源成分至少可能有5-6种:

包括了最初在阴山地区的活动的早期匈奴+后来逐步吞并的林胡、义渠等半农半牧部落集团+吐火罗系大月氏人留下的遗民+部分东胡人+部分西域归降的伊朗系人口+大量从中原出逃的先秦移民……

匈奴内部其实有各地方来的种群和人口

20世纪的苏联考古学家,曾经对匈奴留在中亚边缘与东北亚地区的墓葬,进行了大量发掘。这块丝织物就是表现匈奴复杂来源的最好印证。里面的大部分人看似衣着类似、发型类同,其实仔细看的话就知道有着细微差别。这种差别在古代就是不同部落或集团的象征。

匈奴内部的人口复杂程度超乎今天大部分人的想象

简单来说,匈奴最初是出现在鄂尔多斯草原和阴山山脉的几个小部落联合体。他们在游牧文化上,大量接受了传承自黑海-高加索地区的斯基泰文化影响。他们本身所处的地方,正是古代游牧世界进行东西方移动的必经之地,非常便于博采众长。当地同样也是上古时期,蒙古-西伯利亚居民南北迁徙的要冲。仅从这点来看,匈奴人容易获得成功的原因就非常好理解。

匈奴不仅本身受斯基泰文化影响 内部也包含了一些斯基泰人口

匈奴人崛起的背景,恰恰又是四周无强敌的动荡时代。他们利用南方秦帝国的崩溃,收纳了大量原本依附于秦国、赵国或燕国的边境人口。既有编户齐民制度下的农民、匠人,也有原本为诸侯控制的附属部落。这个过程从战国末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刘邦建立汉朝后也没有结束。这其中就有战国后期比较有名的义渠人和林胡部落。他们彼此之间的习俗和生活习惯,就是有差异的。

考古发现的匈奴文字符号 至今仍没有被破译

同时,他们击败了河西与草原西部的大月氏人,为自己增添了不少地盘和新的人口。大月氏人本身就是源自古代印欧系的吐火罗人口。他们的残部向西迁徙,整个过程中又挤压了乌孙这样的东方斯基泰系部落集团。结果自然是斯基泰伊朗系和匈奴人联合,再次夹击吐火罗系的月氏,让他们损失惨重。

另一方面,匈奴的壮大让他们开始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河套、代地、东北亚西部和西伯利亚南部。这些地方的人种都有一定差异,文化与语言也五花八门。匈奴人将很多原有的部落系统保留,追认地方的贵族统治者。这就让后来庞大的“匈奴帝国”初具雏形。在向西追击大月氏的过程中,他们还接触了河西走廊南端的羌人和西域城邦的农业印欧土著。这进一步让他们的内部变得多元而复杂。

阴山-鄂尔多斯地区是古代东亚世界的十字路口

当然,匈奴霸权的政治体制是相对宽松的。这就吸引了很多在楚汉战争前后奔逃的先秦贵族后裔与流散人口加入。就是到了汉朝一统天下之后,类似大大规模集体外逃的事件还发生了至少两次。中小规模的事件则多到难以统计。他们在加入匈奴之后,也会成为单独的附属部落。匈奴人会划给他们土地和畜群,让他们替自己守边。

甚至于在汉武帝后来逐步反击匈奴,夺取了河套与河西走廊等地后,匈奴的内部复杂结构,依然没有改变。

匈奴的大单于 其实就是草原版周天子

从政治制度方面去看,匈奴的结构非常类似中原古代的诸侯分封制度。匈奴的大单于就相当于周朝的天子,各部落首领也按照实力大小和远近亲疏,成为不同级别的诸侯王。有些就是匈奴贵族的后裔子弟,有的则是认可大单于宗主地位的先地区统治者。

若非长期战乱与天灾不断,匈奴人的集团可能继续以这种方式存在很久。只是因为紧挨着逐步加强集权的汉帝国,双方都会为了有限的人口、地盘和地区主导权而必然爆发冲突。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汉匈战争就是一场秦始皇同周天子的鏖战。秦始皇可以用自己手里集中的资源,一次次削弱和打击周天子的势力。周天子却总是有机会做到僵而不死,一直坚持到自己的核心权力发生重大危机为止。

汉匈战争其实有点秦制大战周礼的味道

至于匈奴本身到底是什么民族,显然并不是当时人所关心的事情。正如昔日的周天子,一样会对殷商的遗民、东夷部落和楚国这样的南蛮进行册封。只要认可了大单于天子的权威,就可以加入体系大家庭。这点却是秦汉帝国式政治建立后,在中原已经不合时宜的做法。

九一八事变日军进攻北大营:东北军坐在床上,挨个被日军刺刀挑死

蛮子说历史阅读(26442)

九一八事变当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东北军做了哪些抵抗? 我们就以当时的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和东北军第7旅所属第620团第3营第9连连长姜明文的回忆为基础回顾1931年的那个夜晚。

1931年9月18日,是东北军发军饷的日子,发8月份的军饷,军官们从东三省官银号领取了军饷回来发给大家,所有人都很高兴。晚上21点,熄灯号已经吹响了,所有士兵开始入睡。

到了10点,突然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和枪声。所有东北军在北大营的第7旅士兵,开始迅速起床,去领取弹药。并且开始向预设阵地跑步前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第7旅打电话通知所有部队都不能动,由长官进行交涉,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

随后,所有士兵都回到营房,座在床铺上等待下一个命令。这个时候,东北军发现日军打出来的子弹,都是空包弹,只是演习使用的子弹,没有战场杀伤力。到了晚上11点,团长王铁汉再次骑马向各个连传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在一些学兵队,由于没有武器,又接到了命令,不准反抗,在原地待命。结果日军冲进来以后,使用刺刀将在床上的学兵挨个挑死。到了12点,第621团的东北军士兵为了自卫首先开枪抵抗日军。

到了凌晨4点,在北大营的东北军开始撤退,在突围的时候,发生了激烈战斗。东北军使用大量机枪进行压制射击,掩护主力突围进入城外。

二战时,日本女性为何都争着加入“妇女挺进队”,沦为军队玩物?

蛮子说历史阅读(26329)

在二战时期,日本不仅动员了近700万的军队,投入到战场,进行侵略战争,而与此同时,还有超过40万的妇女走上前线,成为军队玩物。而且,很奇怪的是,这些日本妇女却是自己主动,还争着加入“妇女挺进队”,上前线服务士兵。这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经济的困境。

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当时的美国1929-1931年,经济严重衰退,无数工厂倒闭,到处是失业。而经济实力当时弱小的日本更是如此,日本失业、经济倒退更为严重,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之所以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转移国内视线。

日本又是严重的男尊女卑,在工作上,参军上奉行“男性优先”的原则。这样情况下,其实大量的女子失去了生活来源,在饿死的边缘,而参加“女子挺进队”能够赚取钱财,至少吃喝不愁,因此,当时很多女子争先恐后加入,即使她们知道,这是慰安妇,这是拿身体换粮食。

第二,政府的激励。

虽然当时的日本政府召集“女子挺进队”,打的是为天皇分忧,进行圣战,这仅仅是是口号而已,虽然会让一些女子受到鼓动而开赴前线,但是更多的还是物质的激励。

当时大量的日本农村贫苦农民破产,债台高筑,无法生存,而此时政府做出承诺,只要这些贫苦农民家庭的女孩愿意参加“女子挺进队”,去做慰安妇,那么这些家庭的债务将一笔勾销。因此,当时的底层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将女儿,媳妇送上这不归路,在她们看来总比饿死好。

第三,传统的行当。

在日本虽然明治维新后城市发展很快,其实还是牺牲农村来发展城市,当时对于很多日本百姓来说,男子要去参军,而女子多数情况下成为家庭养育小孩,赡养老人的支柱。当时对女子就业又是很歧视,光靠劳作没办法养活这么多人,因此,当时的日本大量存在私娼。

也就是当生活困难时出卖身体来换取粮食,有的家庭直接将女孩卖掉到红灯区来维持家用。因此,在“女子挺进队”计划出来后,与其做私娼,还不弱为国家做贡献,还能赚钱养家,因此,也就无所谓,争先恐后的加入。而战争后,她们才是最受伤的。

中国的“疫苗之王”,曾无比接近诺贝尔奖,却在羞辱下选择自尽

蛮子说历史阅读(26555)

他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坪,是中国的“疫苗之王”,攻克了一世界难题,曾无比接近诺贝尔奖

健康是每个人都密切关注的事情。谁不对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呢?最近爆出的长春疫苗事件,已经迅速的被传播发酵众人皆知。这件事情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大的。毕竟,假疫苗的产生本身就是非常大的隐患。但是,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事件,我们才会重新注意到,曾经的疫苗之王,以及他举世瞩目的成就。

汤飞凡,他就像自己的名字那样的不非凡。他就像所有的成功人士一样,也是带着一身的志气,同时,他亦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可命运的坎坷让他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的远离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病魔的折磨。

面对着这样的事实,汤飞凡暗戳戳的有了一种学医的念头。后来,这种想法逐渐的成型。在湘雅医学院刚建好的时候,他就一头奔了进去,成为了第一批的医学生。既然有着坚定的信念,那么自然就有着坚定的做法。他放弃各个方面涌上来的邀请和给与他做这个做那个的各种优良条件,誓要将所有所学所感都运用到预防疾病上去,这样的话,大家得病的几率一定会大大的降低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念头之下,他奔赴到美国进行深造。美国的条件,无疑是非常的令人动心的。但伟大的人,在这种面临着国家之间选择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的祖国。所以,汤飞凡放弃国外的各种邀约,毅然决然的回归祖国,报效祖国,为自己的国家建设属于自己的医学体系。

可是,那个时候刚刚起步的医学,怎么会是说建设就建设的呢?路上往往都是荆棘啊!但就是这样一条举步维艰的道路,汤飞凡也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他将自己能够贡献的知识,物件等的私人物品,都凑吧凑吧,才建成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说起来,也是怪可怜。但是,没有艰辛,哪里能彰显出他伟大的品质呢?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是毫不在乎,在自己理想的道路上奋进。

就这样,他用自己坚持的态度,开始了药物的研究。可是随着抗战的爆发,他的研究也被阻碍了。艰苦的环境,又升级了。就像是打怪兽一样,汤飞凡并没有一丝的放弃。他只是用着一小套的青霉素制造设备,就制造出了堪比国际质量的青霉素,解救了战乱时期无数的同胞。

“鼠疫、黄热病、天花”这些都是一些人怕得要死的疾病,但是,在他的手中,就变成了瑟瑟发抖的恐惧者。汤飞凡没有怨言的进行这些项目的研究,最终成功的将预防的疫苗给成功的研发了出来。上世纪初,沙眼是致盲的重要疾病,这是困扰世界的一个难题,英美等发达国家投入巨资研究可以预防沙眼疾病的疫苗,但是都没有成功,汤飞凡从来不认为中国人比西方差,他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他也投入到了“沙眼”疫苗的研制中去。当时的中国战乱连年,他的研究经费相当紧张,还因为要研究“沙眼”,就只能亲身进行实验。终于在他不懈努力之下,研究出来了沙眼衣原体,他也是世界上首位研究出来“沙眼”疫苗的人。攻克了当时的一个重大世界难题,这样的贡献,放在当时的中国,是想都不敢想的。

可叹的是,英雄的名号总是延迟绝响。他被列为了 “右派分子”,在无端的羞辱之下,他选择了自尽。自己结束自己的人生,首先就得拥有很大得勇气。如果不是深深的失望,他又怎么会选择这样的结局?英雄的贡献总是惠及了众人,但英雄的身躯却总涣散于世间!标题中我们说到他曾无比接近诺贝尔奖,是因为在那年的诺贝尔评选中,汤飞凡已经去世了,诺贝尔奖的一个原则就是颁发给在世的人,不然中国的第一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可能就要提前几十年拿到了。

李自成反抗大明能屡败屡起,为何抗击满清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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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几次都差点被大明扑灭,却又都死灰复燃,并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但为何在山海关一片石大败於吴三桂与满清联军之后,便一败涂地,再也不能复起?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政治环境的不同。明朝末年,外有后金(满清)寇边之患,内有农民起义之忧。后金寇掠与农民起义往往能遥相呼应,而使大明王朝顾此失彼。如,据《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庄烈帝(崇祯)..令(洪)承畴专督关中,复与(李)自成战临潼,大破之,(高)迎祥就俘。自成号闯王,分道入四川,承畴与屡战辄胜。自成还走潼关,承畴使总兵曹变蛟设伏邀击,自成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关中贼略尽。

但是,满清却於此时大规模入关寇掠,严重威胁到京畿地区的安全。逼迫大明朝廷不得不将孙传庭、洪承畴等人调往辽西一线防范清军,而使李自成在商洛山中得以喘息。而满清入关之后,却无此后顾之忧,能专心对付李自成起义军。

再则,满清多骑兵,更为机动灵活,而使李自成的农民军得不到喘息与休养。李自成的起义军大多数都是流民,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而没有力量固守一地,经常被政府军追着走。故而,只能采取流寇式走州过县,依靠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来补充给养。而大明之所以征剿不力,就在於双方都是步兵为主,往往弄不清其行踪所在。而满清却多骑兵,李自成的农民军跑到哪?满清就能追到哪,使得农民军得不到休养。

第三,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之后,腐化速度太快而使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农民军的成员多为流民,其为温饱与钱财而战,而并非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在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大肆拷掠明朝官员士绅以助军饷,而底层农民军更是肆意掠夺民财。而待农民军发了财之后,其对战争的热情就自然下降了。而后,八旗军队的战斗力也迅速下降,跟此也有很大的关联。

参考史籍:《明实录》、《清史稿》等等;

二战时中国和德国的军事差距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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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德国是二战时期的两大参战国。不过虽然两国都是二战时重要的参战国,但差距非常明显,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德国在欧洲战场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把苏联和英国打的狼狈不堪。而中国在亚洲被德国的小弟日本打的节节败退,差点亡国。可以说,当时中国和德国的差距可不是一点点,中国和德国的差距比现在印度和中国的差距还要大。那么当时中国和德国的军事差距有多大?

从军队数量上看,德国巅峰时期的兵力高达1700万,如果加上伪军和仆从军超过了2000万。德军大部分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高素质军人,其中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不仅识字而且能迅速掌握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装备使用。而当时中国军队数量一直在500万以下,即使加上地方武装力量也不会超过1000万,大部分都是拉来的壮丁,其中以文盲居多,连地图和指南针都不会用。中国为了拼凑足够去印度接受美国现代军事训练的高素质兵员,国民政府发出了全国总动员命令,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全国知识青年纷纷主动请愿,总算才凑够了数万高学历的兵员。蒋介石和陈诚疼的落下了眼泪,当时中国太落后了,我们唯一有的就是满腔的热血和爱国热情。

从陆军实力看,德国已经进入半机械化时代,装甲力量尤为强大。二战中,德国装备了5万辆以上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其中虎式、虎王等坦克世界一流,如果放到亚洲战场几乎是无敌的存在,即使日军遇到也头疼。二战中,德军装备了300多万辆汽车、半履带车以及大量的摩托车,而当时的中国坦克和装甲车寥寥无几,和没有差不多,而且都是进口货,自己根本不能生产。当时中国军队别说卡车和摩托车,连自行车和马匹都少的可怜,大部分要靠独轮车和士兵肩扛人拉,和德国差了至少一个时代。从火力上看,双方的差距也同样明显,二战中德国生产装备了37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5.9万门,而当时中国的野战炮仅仅几百门,而且几乎都是进口货,从1937年到抗战结束中国自己仅仅生产了98门大炮,炮弹数量也是非常紧缺,经常出现有炮无弹的情况。如果中国有德军的火力,估计抗战就不用打十四年了。

从空军方面看,二战中,德国生产了各类飞机113514架,从战斗机、轰炸机到运输机一应俱全,德国的王牌飞行员数量位居世界各国之冠。性能强大的He-177搭配上数量庞大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基本没有什么工事和阵地能顶得住德军铺天盖地的轰炸。而抗战前中国的飞机数量约为600架,而且性能参差不齐。抗战爆发后,中国的自主生产的飞机数量非常有限,几乎全靠外国援助,幸亏美国和苏联援助了2000多架飞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空军力量。不过,如果没有美国的飞虎队和苏联的航空志愿者,我们连足够的飞行员也没有,飞行员对于中国来说太金贵了。此外,中国还缺乏足够的航空燃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空军的作战效能。如果遇上德国,我们估计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

从海军方面来看,海军虽然是德国的短板,但德国的海军力量仍然非常可观。二战中,德国生产了4565艘各类舰艇,仅潜艇就有1188艘,超过1万吨的战舰有16艘,还有航母1艘,总吨位接近200万吨,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四,即使日本海军遇上德国海军也同样会头疼。而当时中国的海军基本就是摆设,海军总吨位不到6万吨,都是吨位小、老掉牙的老古董,最大的军舰也不过3000吨,所有舰艇加到一起都不够德国提尔皮茨战列舰塞牙缝的。中国海军和德国海军差了至少二十年。

从后勤和战争潜力来看,德国工业和经济发达,军事动员和军工产能强大的没有朋友。194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高达3460万吨,而中国还不到一万吨,不到德国的零头。1943年,德国还没有完全开动战争机器,但德国一年的军火产量足够装备270个师。而当时的中国,由于缺乏钢材,把山炮、野炮、榴弹炮生产几乎都放弃了,只能全力生产迫击炮和轻武器,尽管如此,也不过才生产了1.5万门迫击炮,都没有德国著名的88炮生产数量多,二战中88炮对于中国那简直是神器,而德国三种型号的88炮生产数量超过2万门。如果中国有德国一年的军火产量,也不至于让日本在中国战场如此猖獗。抗战时中国军队太落后,落后到有的部队要几个人合用一支枪,很多士兵连饱饭都吃不上,想想那些开着虎式坦克、坐着大卡车、吃着牛肉罐头、武装到牙齿的德军,我们和德国差了不止一个级数。尽管我们没有德国的先进武器,没有德国吃不完的牛肉罐头,但我们有满腔热血和众志成城的抗战决心,我们的先烈们就靠着钢铁的意志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一直和日本侵略者打到了最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全球通史》、《二战史》、《世界近代史资料汇编》

“四大名著”这个称号,是书荒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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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用“四大名著”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

这个常识从建立到流传,至今不过数十年。

1949年之前,没有“四大名著”之说

古人有把若干个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冠上一个总称的习惯。

比如明朝时,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列为所谓“宇宙四大奇书”,冯梦龙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称为“四大奇书”。清朝的金圣叹评“天下六大才子书”,包括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民国时期,胡适研究白话文学史,也总结说,“吾国第一流小说,古唯《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

这些说法当中,无人同时列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书。

简言之,1949年前,并没有“四大名著”这种说法。

图注:金圣叹所评“第五才子书”《水浒》

书荒时代造就“四大著作”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由冯雪峰任社长、总编辑。

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项出版计划,其中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

随后,配有出版前言、注释条目,并由沈尹默题写书名的《水浒(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国演义》(1953年11月)、《红楼梦》(1953年12月)、《西游记》(1954年6月)相继问世。①

这几本书在当时能点校刊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1953年7月,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的会议上,郑振铎转达周扬的指示:

 

  “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全面地介绍出来,即重新出版。”

 

补充一下:《金瓶梅》直至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点校版。《金瓶梅》被冷落,与“《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这句评价有关。③

据统计,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浒》印了267万册、《三国演义》印了646万册,《西游记》印了379万册,《红楼梦》印了284万册。这是当时古典文学类图书中印量最大的几种。④

图:1953年版《三国演义》,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尚无“四大名著”之称。

“文革”爆发后,图书出版受到严重影响。

1971年3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向国务院汇报情况:截至1970年,该所库存中央一级出版社所出图书共1.2万多种。除领袖著作、领袖像、样板戏剧本等书外,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其中封存和不允许发行的图书有7870多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部古典小说也在此列。⑤

针对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状况,1971年7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传出批示:

 

  “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阅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有些旧书可以重印,图书馆应该清理、开放。”⑥

 

此处,提到《水浒传》和《红楼梦》时,使用了“古典名著”这个词。

得到风声的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如今年能度过夏秋三关,到四史印出发行时,和传说廿八种旧书解禁中《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四大著作,为加点新注解供编注参考,倒比较近于实事求是。”⑦

 

此处,沈从文将这几本书并称为“四大著作”,与“四大名著”的说法已比较接近。

不久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各地书店被要求投放《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显示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但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华书店总共只存有这四部书3800多部,不敷使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接到指示,将这些书向尼克松将要访问的北京、上海、杭州分别投放1000部、700部、400部,其他15个城市各发20~50部,规定“只卖给外国人,不供应国内读者”。⑧

这种不审慎的做法,引起了读者的不满,还遭到外国记者的嘲讽。作为应对,新的指示要求:

 

  “马上通知上海、杭州,不能那样办,那样办是错误的。如果没摆出来就不要摆了,已摆出来,卖光算了。”

 

随后,这几部小说获准重印。至1972年4月,《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印了20万部公开发行;到1972年底,这四部书共计印137万部;1973年,《红楼梦》加印50万部,依旧供不应求。

自1972年起,还开始从海外进口古旧书籍。仅就“四大著作”统计,1973年春节后半个月,邮寄进来6909部;1973年10月12日~20日,邮寄进来11190部。⑨

1975年8月14日,有指示要求“(《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15日凌晨,国家出版局收到姚文元传达的指示。很快,北京、上海等各地,开始大量出版各种版本的《水浒传》。⑩

在“1978~1984年期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结果中,位列前三名的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排在第五名。由于“书荒”的原因,这四本古典小说,几乎成了那个年代识字民众的必读书。

图:尼克松访华,游览长城

80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的说法

上世纪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已正式出现。

如1981年出版的郑国铨等编著《文学理论》一书中说道: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繁复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

 

1983年红旗杂志文艺部编的《论文艺与群众》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也说道: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所以成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同它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是分不开的。”

 

使用“四大名著”这一名义,打包出版这四部小说,在90年代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较早者,如《漫画四大名著》(长征出版社,1995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合订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进入21世纪,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书,从小说丛书到研究论著,就数不胜数了。

综而言之,“四大名著”这一称号,出现并逐渐深入人心的历史是很短暂的。它们被称为“四大名著”,是因为它们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因许多非常偶然的原因,成了出版最多、被国人阅读最多的古典小说,进而约定俗成有了“四大名著”这样一个称呼。

至于它们是不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水平最高的作品”,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盛世为奴:汉朝时的奴隶与悲惨生活

蛮子说历史阅读(22346)

  奴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熟悉是因为我国教育的普及使得许多人都明白历史上存在着奴隶制社会。陌生是因为根据著名历史学者郭沫若的钦定,奴隶制社会早在我国秦汉之交便以终结。仿佛在全世界还生活在奴隶制的悲惨时,汉朝就已开创平权盛世。

但这样的认知是真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奴隶直至清朝仍然存在,并且广泛存在于生活中。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朝这个首先被踢出奴隶制的时代,究竟有多少奴隶。

1谁说汉朝没奴隶  

  △亚里士多德早就对奴隶的定义有了清晰的解释

既然要谈奴隶生活,那么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奴隶。古希腊作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多次提到奴隶概念,他认为奴隶属于有生命的财产。现代人对奴隶的认识则更为一针见血,在新华词典中,奴隶的定义是:阶级社会中受压迫、剥削、役使的没有人身自由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奴隶的核心特点就是没有人身自由。具体表现有被作为财产而不是人,可以被随意买卖。除此之外还伴随有被剥削、地位低下等特点。

以这样的精确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在秦汉两代的史料中奴隶是广泛存在的。只不过当时他们并不被称之为奴隶,而是根据不同的身份,被称之为奴、婢、僮,又或被称之为臣、妾。这些称谓不同的奴隶虽然身份各异,但都可以被当作财产买卖。王莽在谈及奴婢时就提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  

  △在先秦之后的时代里 奴隶也是广泛存在的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记载了商鞅变法时“名田宅妾以家次”。提到早在秦代便将妾与田宅等财物归于一类用于奖励。又如汉初季布被刘邦通缉时,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也同样印证僮可以被出售。

除了史料记载,还有出土文物证明这一情况。《居延汉简》和《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中,都将奴隶作为财产与牲畜田产等同,还标注了价格。

虽说奴隶在一定程度同财产等同,但仍被看作是人,只是地位低下。《僮约》中提到,奴隶不得有二言。而汉律中规定奴隶状告主人或者主人的家人,是不予受理的,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所以奴隶在当时连庶人都不如,能成为庶人竟是一种恩赐,要得到国家开恩或者满足一些法律规定才行。如《汉书文帝纪》所载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后律》中规定主人死后无合法继承人,可免奴隶为庶人的规定都反映了奴隶比平民更低等,身份无法自由变更。由此可见,至少在汉代,奴隶确切的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  

  △《居延汉简》这样的当时材料中都有奴隶身影

2全民共享奴隶经济

既然汉朝有奴隶,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窥得具体情况。

作为奴隶,最主要的任务当然是替主人工作。在世界各大文明的奴隶中,从事的工作有体力劳动也有家中的各类杂役,这在汉代也是一样。如上文所提的《僮约》中就提到了奴当从百役使。作为家中私奴的他们,还需要晨起早扫,饮食洗涤,做各种杂务。除此之外,奴隶还有其他各类工作。比如田僮,就需要耕作田地。官奴则主要被分配到国营畜圈饲养狗马禽兽鹿等。另外,官奴还会被临时征发从事大型工程的劳役。  

  △正在修建长城的奴隶

乍一看,这些奴隶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身为奴隶,与自由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会受到严苛的管制。《僮约》中清楚的写明他们被严格限制饮酒,甚至不能私交朋友。如果不听管教还要遭到鞭笞。更可悲的是,这样一副生活景象普遍的存在于汉朝的社会当中。

一般说起汉朝,都会将其与唐并列称为盛世,认为奴隶不过是少数。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汉朝虽使用奴隶,却称不上奴隶社会的原因。但只要稍作探究,便能发现这种看法的片面。因为奴隶在汉朝的数量一点不少。

据《汉书贡禹传》中记载,贡禹曾上书汉元帝,说中央控制的奴隶中仅无事可干的闲奴就达到10万余人,希望将他们免为庶人。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说明官奴有多少,但从其他记载中能看出蛛丝马迹。如《汉书景帝纪》中记载汉景帝时西北养马的官奴就有3万人。王莽时,更将10万多私铸钱的人贬为奴隶。如此看来,在王莽时仅有记载的官奴就超过23万。 

  △官奴在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时是非常有用的

除了数量庞大的官奴,私奴在汉朝也非常普遍。尤其是豪强官宦之家,为了控制私奴数量,汉哀帝曾下令规定: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而西汉的吏员,自佐史至丞相12万零285人,诸候王28人,列侯120人。

以此计算,单单这12万多人中,私奴就达到362万人以上。不过这个数字仍然是低估,因为在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远超这个额度的奴隶。比如蜀郡卓文孙有僮客800人,杨仆有家僮700人,张安世有家僮700人,王商私奴以千数。史丹僮孙以百数,王氏五族僮奴以千万数。茂陵富民袁广汉,亦有家僮八九百人。窦融家中奴婢以千数。郭况有家僮400余人。马防兄弟各有奴婢以千数,折象有家僮800 人等等。

请注意,这还只是和国家有关的公私奴隶。地方的豪强、富农与有产之家拥有的奴隶,还未计算在内。关于豪强所拥有的奴隶数量,同样没有准确记载。不过东汉末的著作《昌言》中提到豪人之家,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我们就可以看出豪强之家的奴隶并不比大官僚少。  

  △正在布置主人墓穴的汉朝奴隶

至于富农中产之家,虽无总数,每家有奴多少却有诸多记载。《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一个靠凿井为生的人,买了一个老奴使唤。东汉的冯衍在给妇弟的信中提及自己贱为匹夫亦有一名婢女。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10号墓主张偃,作为有两处田产的小商人,有奴婢3人。《居延汉简》记录一名比较富裕的候长同样有奴隶3人。《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中记载了12条关于家产和奴隶的价格信息,其中至少5个家庭拥有奴隶,且每家不低于5人。就连只有价值三万钱的30余亩的小地主张王家,也拥有7名奴隶之多。可见奴隶在富农中产人家中是非常普遍而且数量庞大的。

从上文的记载可以看出,家中拥有几万钱或者几十亩田的人都可以买的起奴隶,这样的人口在汉朝当中占比应当是不小的。如果我们简单的估算一下10%的人口可以购买的起奴隶。再考虑到东汉碑文中12条家庭财产信息中至少5条有奴隶,说明有产家庭中至少40%的人有奴隶。  

  △奴隶也是田地耕作的重要劳动力

这样一来,以公元156年汉桓帝时期人口5006万计算,则有至少200万的人口家中蓄奴。上文资料中显示家庭蓄奴1到7人不等,若我们以3人计算,则至少有600万奴隶。若我们以豪强之家的奴隶数量等同官吏的私奴,则可以得出官吏、豪强拥有724万的私奴,加上至少23万的官奴,全国奴隶总数可达到1347万之多!

这些奴隶加上5006万其他人口,得到6353万人的总人数,奴隶占其中21%,可谓数量庞大。而这样的比例,还是在低估了官奴数量、官吏都认真遵守限奴令的前提之下。可见奴隶在汉朝社会的普遍程度。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说,汉朝上下都在享受一种奴隶经济。  

  △从官宦人家到地方大族 奴隶的数量都不会少

3 奴隶人口来源  

  △先秦时就有的社会等级在汉朝并没有出现松动

有人会好奇,为何这些奴隶数量如此之多,乃至使汉朝成为一个奴隶社会呢?其实这很简单,我们看一看汉代奴隶的来源便可知究竟。

汉朝的奴隶数量如此庞大,主要有四个来源:

一是战争俘虏。如西汉时汲黯对汉武帝的话中就提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从军死者家。东汉时与羌人的战争中,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

二是因为生活所迫而卖为奴的。晁错就提过,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滋子孙而偿债者矣。《太平御览》中提及董永承诺,若无钱还君,当身作奴。《汉书》注释说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名日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这些都说明了因生活所迫而出卖子女为奴的情况。

除了自己出售,还有家贫而被人掠夺的情况。如窦广国年轻时就因为贫困而被掠去卖为奴隶。

三是奴隶们生育的后代。

四是因犯罪变成奴隶。如前文所提王莽将10万私铸钱的罪犯变成奴隶,汉武帝曾下令“敢犯令, 没入田僮”。  

  △战争本身存在巨大风险 不可能是奴隶的主要来源

从这四个源稍加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汉朝奴隶社会的内因。汉朝虽对四周征战,但即便是最为庞大的匈奴盛期也不过100多万人口,还分布在广大的地区。汉朝与之爆发的战争也有胜有负。更何况其他更为弱小的敌人多是小国寡民,纵使全部罚没为奴也不会有多少奴隶可供,所以汉朝这一千余万的奴隶中只有较少是这样而来的。

既然掠夺外族人口有限,那么主体自然就是自卖、被掠卖或者犯罪的本国人口了,这也能从汉朝社会的情况得到印证。纵使是强盛如汉武帝时期,也在晚年因多加征伐,国内经济凋敝,导致破产的农民自然比比皆是。官方统计人口的大幅下滑,也伴随着大量破产农民成为奴隶的事实。更何况西汉末年至王莽新朝之间,乱象丛生、硝烟四起。东汉时期单单同羌人的战争就持续百年,战争肆虐西北地区,一度威胁京畿重地。随着田产因此荒芜破败,大量人口为奴也就不足为奇了。  

  △内地庶民与奴隶后裔才是奴隶队伍大军主要来源

如果说战争或者经济凋敝导致的奴隶增加还不能持久,那么因为犯罪以及奴隶后代就是奴隶人口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了。在汉代,奴隶并没有被剥夺生育的权力,只是他们的后代仍是奴隶。所以奴隶的人口是稳步自然增长的。同时汉代严刑峻法,犯罪罚没为奴自然不在少数。如王莽时期就一次性将10万人罚为奴隶。数量较少的官奴尚且如此,民间豪强官吏自然可以以债务或者欺压的方式掠夺自由人为奴。这一点在羌人身上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东汉羌人起义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汉朝官吏对他们的奴役差使。

如果看清这些真相,将汉朝算为奴隶大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所谓中国在先秦后就步入封建社会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历史是严肃的,我们不能为了虚无的自豪感而歪曲事实。尤其是这数量庞大的劳苦人群,更不应该被轻易的被历史书卷抹掉。

虎门销烟其实是一场官办的抵制洋货运动

蛮子说历史阅读(33239)

今天人如果多看书,会发现一件让人奇怪的事,鸦片这东西,其实唐代就作为贡品进了中国,早先是用来当药,之后逐渐成为奢侈品消费,跟我们今天抽烟一样,但都一直没造成清朝这么大的危害。那么,为什么只有到了清朝,吸鸦片的人才会那么多呢?

实际上同时期的英国,本身也是把鸦片当一种正常消费的,绅士们同样吸鸦片,看福尔摩斯小说,会发现原著里福尔摩斯也是个鸦片鬼,经常用鸦片来提神帮助思考。

19世纪的英国和欧洲,鸦片也是全民用品,不光是福尔摩斯这样的绅士阶级,在工人阶级里也是大量使用,就跟我们今天买口香糖一样普及,有一点点头疼脑热,人们都习惯来点鸦片,鸦片商们卖给男人,女人,甚至还有婴儿……..据说婴儿吃了就不会哭闹了。

给婴儿吃?不信看下面的广告。

那为何其他国家和其他朝代抽鸦片不是大问题,只有清朝带来了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呢?

第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满清国病了。 这个病,不是仅仅在于政治腐败,而在于民间其实也是腐败的。

现代的有钱人,我们知道其实大多手中也没有那么多的现金,他的资金大量的都是固定资产,证券,股份等等,在家弄个地下金库把钱藏起来,只有土老帽才这么干。

而清末的有钱人不同,由于社会缺乏投资渠道,大多数有钱人的钱除了买地买铺外还真有不少剩余的,这一方面导致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现金留存,留着干什么?花呗~

精神空虚,用鸦片度日,爽啊,而且是很好的交际手段,跟人拉关系,一起去鸦片馆好了。

精神空虚手里多几个钱每天还无所事事就想寻求刺激,碰到鸦片的结果嘛……我们今天看看某些拆二代就知道了。

干柴遇烈火。

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大英的资本主义的力量。

首先我们看看,鸦片长什么样子。

这黑糊糊的东西就是…….你吃得下去不? 这就是鸦片。其实要想让没尝试过的人去尝,实在有点困难。

问题来了,怎么样才能让中国人吃下去这么难吃的东西?其实办法也有,告诉中国人:虽然这个难吃,但它是补药!

没错,广告词是:这就是福寿膏!吃下去比神仙还爽!而且延年益寿!还能壮阳!

然后清朝人就嗨了!

大家一想,对啊,补品不都是难吃的么。而且像鸦片这样吃了以后立马见效感觉爽歪歪的补品,大大的好啊!

嫌鸦片难入口?那就改进入口方式!把鸦片混合烟草一起吸,这下好了吧?

有意识的去开发市场,改进产品,降低成本,让产品从少数人买得起的奢侈品,变成人人必需品。 这种有意识成体系的市场开发手段,只有到了近代以后的资本主义才做得到。

于是就发生了我们都熟悉的抢购:

这抢购有多厉害?厉害到当时英国人一半以上对中国的出口,都转为了鸦片贸易。清朝对外贸易从每年有盈余的贸易顺差,转为逆差,最多一年逆差一千万两白银,国内白银大量流出,很短时间内银价上升了一倍。

其实这才是最关键的,大清朝其实并不关心鸦片引入导致的健康问题, 他们最关心的,还是银子,比如当时盛行一种说法:

“西洋进口的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地土性质和平,出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

就连林则徐这位“反毒先锋”,其实也是这样,在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的1847年,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写给他的学生、江西抚州“署知府”文海的信中,居然提出可以种植鸦片:“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醍,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林则徐所担心的,只是消费者是否能接受国产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大清皇帝和大臣们所反对的,并非吸食鸦片,而是进口鸦片!

被骗了吧!!!

他们真的关心老百姓健康吗?不关心!但他们很关心银子去了英国!这样就收不到税了!

于是才有了虎门销烟。